春秋·左丘明-《左传·成公八年》

《左传》原名《左氏春秋》，到西汉班固时才改称《春秋左氏传》。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，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。全书六十卷，以《春秋》为纲，并仿照春秋体例，按照鲁国君主的次序，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悼公十四年间春秋霸主递嬗的历史，保存了许多当时社会文化、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珍贵史料，在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，梁启超称《左传》的出现是“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”。

参考：《春秋左传》-左丘明
参考：可视化历史图

春秋战国（公元前770年－公元前221年），是百家争鸣、人才辈出、学术风气活跃的时代。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，东周在战国后期（公元前256年）为秦国所灭，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在时间上并不全然包含在东周王朝里面。春秋战国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。

归而修春秋之经，丘明为之传，其为表里。这两段引文的共同之处在于，都认为孔子修春秋，左丘明作传。不同之处在于，司马迁认为孔子作《春秋》在前，左丘明恐怕孔门学生各执己见，走失孔子原意，因而作传，因此作传在后。严彭祖则认为孔子和左丘明同车到周太史那里看书，一个作经，一个作传，是经、传写作同时。 2、孔子眼中的左丘明。在《论语·公冶长》中，曾提到左丘明：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孔丘说话，引用左丘明以自重，可见左丘明不是孔子的学生，因此司马迁称其为“鲁君子”。孔子门生中也没有左丘明的名字。因此，左丘明应是孔子同时期人，并且年岁不至于小于孔子。 3、其他不同的声音。

《春秋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，传为孔子所作。“春秋”一词，本是东周列国史官所撰编年史的通称。古人之所以重视写史，是因为历史不仅是祖先的生活记录，还可以从中学习各种知识，指导现世人生。传说孔子写《春秋》的目的就是要原始察终，见盛知衰，惩恶扬善，拨乱反正。为达此目的，孔子在写作时非常讲究遣词造句，这就是后人说的微言大义，以一字寓褒贬。古人特别重视《春秋》，汉代为《春秋》立官学，列为“五经”之一。阐述《春秋》经最著名的有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，合称“春秋三传”。至隋代，盛行《左传》，其馀二传渐衰。

《左传》原名《左氏春秋》，到西汉班固时才改称《春秋左氏传》。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，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。全书六十卷，以《春秋》为纲，并仿照春秋体例，按照鲁国君主的次序，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悼公十四年间春秋霸主递嬗的历史，保存了许多当时社会文化、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珍贵史料，在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，梁启超称《左传》的出现是“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”。

《左传》除了阐释《春秋》思想之外，艺术成就也很高，是我国古代文学与史学完美结合的典范，对后世史书、小说、戏剧的写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《左传》语言精炼，文辞优美，其叙事手法历来为人称道。唐刘知几评曰：“或腴词润简牍，或美句入咏歌，跌宕而不群，纵横而自得。”春秋之际，战争频仍，《左传》对战争的记叙尤其令人称道，善于通过侧面描写烘托战场氛围，不闻刀剑之声，却如亲历沙场，扣人心弦。并且，人物成为《左传》的主角，将历史从神的阴影下解放出来。遥想当年周王室衰微，诸侯崛起，齐桓晋文争霸，楚庄王也要问鼎中原，礼崩乐坏，同时又在外交场合吟诗作乐，说古论今，也足见古人风致。

现存最早的《左传》注本为晋杜预《春秋经传集解》，传世有宋刻本；清代有顾炎武《左传杜注补正》、惠栋《左传补注》、洪亮吉《春秋左传诂》、刘文淇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等；现代有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。今据清阮元《十三经注疏》校刻本整理。

隐公（元年～十一年）

桓公（元年～十八年）

庄公（元年～三十二年）

闵公（元年～二年）

僖公（元年～三十三年）

春秋·左丘明《左传·僖公二年》：“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，与垂棘之璧，假道于虞以伐虢。”

文公（元年～十八年）

宣公（元年～十八年）

民生在勤，勤则不匮。（春秋）左丘明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

成公（元年～十八年）

春秋时期，诸侯林立，其中郑国是个小国，夹在楚、晋两个大国之间。郑悼公时，郑国同北方以晋国为首的其他各国签订了盟约。结盟的第二年，南方的楚国就来攻伐郑国。晋国便派栾书为元帅，率领大军，前去援助郑国，两军在绕角（今河南鲁山县东南）遭遇。楚军不敢同晋军对敌，便撤退而回。但晋军并不撤走，还准备趁机侵入楚国的蔡地（今河南上蔡县一带）。楚国得知这个消息，就立刻调动附近申、息两地的精锐部队，准备迎击。这时，晋将赵同、赵括仗着兵力优势，欲挥军南下，占领蔡地，因此催请栾书赶快下令进攻。就在栾书准备同意的时候，新中军佐知庄子、上军佐范文子和中军将韩献子三人却提出了不同意见。他们一致认为：“我们当初出兵是为了援救郑国，反对侵略，是正义之师。现在进犯的楚军既已撤退，我们却借此攻蔡，这样我们就要承担不义的罪名。而且，楚国现在派来的是两支精锐部队，我们这一仗也不一定能打胜。而且不管打胜还是打败都对我们晋国不利，若打赢了这一仗，别人会说以晋国的大军，去打楚国两个小地方的部队，不是白白浪费人力吗？如果失败了，晋军便会名誉扫地，还有何面目回去见晋君和晋国的百姓。所以和楚国的这一仗不能打。”栾书仔细考虑了他们三人的意见，觉得他们讲得很有道理，便决定停止攻蔡，撤军回晋。 [3]
过了两年，晋国又派栾书领兵去攻打蔡国，这一次晋军大获全胜，还抓获了楚国的大夫申骊。栾书本打算继续进攻楚国本土，知庄子、范文子等人劝告他先进攻沈国再说，栾书分析了具体情况后认为有道理，便改变了作战计划。随后，晋军进攻沈国，把沈国的国君揖初都抓来了，因为这次晋军准备充分，楚国对晋军也无可奈何。人们认为，晋军这次能取得这么大的胜利，就是因为栾书上次听从了知庄子、范文子和韩献子等人的良言。 [3]
沈国位卑势弱，在春秋时代强国争霸中左右为难，苦不堪言，因地近强楚，与楚交好，又有沈氏公族在楚为官，故多依附之。由于沈国是楚国的同盟国，因而屡遭中原诸国的讨伐。
沈国，姬姓，周朝诸侯国。平王东迁后，季载后裔另封沈国之地于上蔡平舆沈丘一带。
其实在晋军第一次准备南侵攻蔡的时候，绝大多数将士都表示同意，而栾书却听了少数人的意见。有个将士就问栾书：“圣人都听从多数人的意见，所以能成大事。现在我们六军将佐十二人，除元帅以外的十一人中，只有三人不主张攻蔡。您为什么不听从多数而听从少数人的意见呢？” [3]
栾书说：“他们三人的意见都很正确，正确的意见，就是真正代表多数人的意见。我听从他们的正确意见，难道不对吗！” [3]
由于栾书能正确地听取部下的意见，当时人们就称赞他，说：“栾书听从好的、正确的意见，像流水向下那样，迅速又自然。” [4]

襄公（元年～三十一年）

昭公（元年～三十二年）

定公（元年～十五年）

哀公（元年～二十七年）

春秋战国时期

东周（公元前770年－公元前256年），中国历史上的朝代。西周覆灭后，诸侯拥立原先被废的太子宜臼为王，史称周平王， [1] 东迁洛邑（今河南洛阳），史称东周。东周共传25王，历时515年， [11] 这一时期是中国的社会制度剧烈转变的时期，以铁器的广泛使用为标志。

东周的前半期，诸侯争相称霸，称为春秋时代；公元前453年，韩赵魏三家联手灭智氏家族后，三家分晋，各诸侯相互征伐， [2] 称为战国时代。 [3-4] 周平王东迁以后，管辖范围大减，形同小国，而春秋时共有140多个诸侯国。诸侯之间互相攻伐和兼并，天子不能担负共主的责任，经常要向一些强大的诸侯求助。在这情况下，强大的诸侯便自居霸主，中原诸侯对四夷侵扰打着“尊王攘夷“的口号团结自卫。
周襄王十七年（公元前635年），发生子带之乱，周襄王不能平，求救于晋文公，文公诛叔带，遂为伯而得河内地 [5] 。周襄王二十年（公元前632年），襄王为晋文公所迫，于河阳践土会盟 [6] 。

周考王时，国势益弱，分为东周国和西周国 [7] 。周考王时期处于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之间，或战国初期。

周赧王八年（公元前307年），秦国借道东周攻打韩国，周人两边都不敢得罪，左右为难 [8] 。东周国与西周国位于诸强国之间，不能同心协力，反而彼此攻杀 [9] 。周赧王五十九年（公元前256年），西周国为秦国所灭，同年周赧王病死，周亡。七年后，东周国亦为秦所灭 [10] 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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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，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。全书六十卷，以《春秋》为纲，并仿照春秋体例，按照鲁国君主的次序，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悼公十四年间春秋霸主递嬗的历史，保存了许多当时社会文化、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珍贵史料，在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，梁启超称《左传》的出现是“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”。可以看到鲁国作为小国，但是在这段春秋战国时期持续的年份时间是最完整的。

1、三家分晋-春秋与战国时期的分水岭

春秋晚期，晋国的韩、魏、赵三家(三卿)，利用旧君刚死、新君幼弱之机，瓜分了公室的土地和户口。这就是春秋大变动时期发生的“三家分晋”的著名历史事件。
　　晋国是与周王室同姓的诸侯国。周公灭掉唐国以后，将土地分封给周成王的弟弟叔虞。叔虞的儿子继位，改国号为晋。晋在春秋前期发生了几十年的公族内乱。晋国的君主采取不给公族子弟封地和官职的办法.消除了公族内部对君位的威胁。可是，这样一来，政权就渐渐落到卿大夫手中了。春秋中期以后，晋国已经是“政出家门”，由卿大夫主宰一切，国君成了傀儡，甚至被任意杀死或废掉。“家门”主要是指智氏、赵氏、韩氏、魏氏、范氏、中行氏。赵襄子执政时赶走了范氏、中行氏，形成了四卿执政的局面。这四家中，又以智家的势力最大。
　　公元前453年，智家的大夫智伯瑶想侵占其他三家的土地，对三家大夫赵襄子、魏桓子、韩康子说：“晋国本来是中原霸主，后来被吴、越夺去了霸主地位。为了使晋国强大起来，我主张每家都拿出一百里土地和户口来归给公家。”
　　三家大夫都知道智伯瑶存心不良，想以公家的名义来压他们交出土地。可是三家心不齐，韩康子首先把土地和一万家户口割让给智家;魏桓子不愿得罪智伯瑶，也把土地、户口让了。
　　智伯瑶又向赵襄子要土地，赵襄子可不答应，说：“土地是上代留下来的产业，说什么也不送人。”
　　智伯瑶气得火冒三丈，马上命令韩、魏两家一起发兵攻打赵家。
　　公元前455年，智伯瑶自己率领中军，韩家的军队担任右路，魏家的军队担任左路，三队人马直奔赵家。
　　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，就带着赵家兵马退守晋阳(今山西太原市)。
　　没有多少日子，智伯瑶率领的三家人马已经把晋阳城团团围住。赵襄子吩咐将士们坚决守城，不许交战。逢到三家兵士攻城的时候，城头上箭好像飞蝗似的落下来，使三家人马没法前进一步。
　　晋阳城凭着弓箭死守了两年多。三家兵马始终没有能把它攻下来。
　　有一天，智伯瑶到城外察看地形，看到晋阳城东北的那条晋水，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：晋水绕过晋阳城往下流去，要是把晋水引到西南边来，晋阳城不就淹了吗?他就吩咐兵士在晋水旁边另外挖一条河，一直通到晋阳，又在上游筑起坝，拦住上游的水。
　　这时候正赶上雨季，水坝上的水满了。智伯瑶命令兵士在水坝上开了个豁口。这样，大水就直冲晋阳，灌到城里去了。
　　城里的房子被淹了，老百姓不得不跑到房顶上去避难，灶头也被淹没在水里，人们不得不把锅子挂起来做饭。可是，晋阳城的老百姓恨透了智伯瑶，宁可淹死，也不肯投降。
　　智伯瑶约韩康子、魏桓子一起去察看水势。他指着晋阳城得意地对他们两人说：“你们看，晋阳不是就快完了吗?早先我还以为晋水像城墙一样能拦住敌人，现在才知道大水也能灭掉一个国家呢。”
　　韩康子和魏桓子表面上顺从地答应，心里暗暗吃惊。原来魏家的封邑安邑(今山西夏县西北)、韩家的封邑平阳(今山西临汾县西南)旁边各有一条河道。智伯瑶的话正好提醒了他们，晋水既能淹晋阳，说不定哪一天安邑和平阳也会遭到晋阳同样的命运呢。
　　晋阳被大水淹了之后，城里的情况越来越困难了。赵襄子非常着急，对他的门客张孟谈说：“民心固然没变，可是要是水势再涨起来，全城也就保不住了。”
　　张孟谈说：“我看韩家和魏家把土地割让给智伯瑶，是不会心甘情愿的，我想办法找他们两家说说去。”
　　当天晚上，赵襄子就派张孟谈偷偷地出城，先找到了韩康子，再找到魏桓子，约他们反过来一起攻打智伯瑶。韩、魏两家正在犹豫，给张孟谈一说，自然都同意了。
　　第二天夜里，过了三更，智伯瑶正在自己的营里睡着，猛然间听见一片喊杀的声音。他连忙从卧榻上爬起来，发现衣裳和被子全湿了，再定睛一看，兵营里全是水。他开始还以为大概是堤坝决口，大水灌到自己营里来了，赶紧叫兵士们去抢修。但是不一会，水势越来越大，把兵营全淹了。智伯瑶正在惊慌不定，一霎时，四面八方响起了战鼓。赵、韩、魏三家的士兵驾着小船、木筏一齐冲杀过来。智家的兵士，被砍死的和淹死在水里的不计其数。智伯瑶全军覆没，他自己也被三家的人马逮住杀了。
　　赵、韩、魏三家灭了智家，不但把智伯瑶侵占两家的土地收了回来，连智家的土地也由三家平分，韩、赵、魏三家形成了鼎足之势。他们害怕晋公室东山再起，于是便三家分晋，消灭公室，站稳了脚跟。
　　公元前403年，韩、赵、魏三家打发使者上洛邑去见周威烈王，要求周天子把他们三家封为诸侯。这时国力贫弱，无力驾驭诸侯的周威烈王，看到分晋已是既成事实，也就顺水推舟，把三家正式封为诸侯。

晋阳之战历时两年左右，以赵、韩、魏三家联合携手，共同攻灭智氏，瓜分其领地而告终。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，《左传事纬》明确指出：“智伯灭而三晋之势成，三晋分而七国之形立，读《春秋》之终，而知战国之始也。”因此，智氏一族的存灭，不仅仅关系到晋国一国的局势，更深刻地影响了春秋战国之际整个天下的形势。
“三家分晋”成为了中国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点。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了，战国七雄中的韩、赵、魏三国产生了，七雄兼并的战国序幕揭开了。
明末大思想家李贽在《史纲评要》中即发出这样的疑问：“智伯贤而不仁，乃能得国士，异哉！贤之与愚，其亡一国也，然而愚主断不能得国士矣。”
[3] 在《百家讲坛》2011年11月28日播出的《三家分晋》中，王立群教授讲到：
如果我们设想一下，如果战争结局不是韩赵魏三家灭智，而是智氏灭掉赵氏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接下来就是智氏灭韩，然后灭魏，最后就是智氏一家独占晋国。再设想一下，如果智氏一家独霸了一个强大统一的晋国，那秦国能统一天下吗？那就不可能有秦国统一天下了…当一个强大的国家解体后，另一个国家崛起了，这就是历史的一种偶然，而这个偶然就在于韩赵魏三家灭了智氏。